以父之名：作家与父亲的命运纠缠
在作品外，父亲或者影响着作家的写作，让作家们写出的作品里总是存在着童年创伤的回响，或者让作家们在自己成为父亲后彰显了人性的缺失。当然，也有作家成为了相当优秀的父亲，用温和的亲情引导着子女的教育。不过，最丰富的父亲们仍旧发生在文学作品内部，小说中的父亲角色是家庭的统治者，是社会主题的化身，在“父亲”这个主题的名义下，我们得以洞悉从现实到人性幽微的各种角落。
在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在成长中都伴随着父亲的阴影（不少人甚至成年后依旧如此），这种阴影与创伤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作家在拥有孩子后也变成了一个极为糟糕的父亲。尽管这种现象只是偶然性事件，但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也的确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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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绰有余的阴影
“‘所以你听着——我判你现在投河而死。’格奥尔格感觉自己被赶出了房间，父亲在他身后倒在床上的声音，还在他的耳边回荡……”
这是弗朗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里的片段，这位奥地利作家、现代文学的先驱式作家创造出了世界文学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父亲阴影。第一次读到这个短篇小说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正巧是悸动、孱弱、压抑三者并行的年纪。卡夫卡用不同寻常的方式所创造的父亲形象顿时击中了我的认知，甚至让我感到无比熟悉，在读完这个短篇小说后，仿佛那些潜伏在中学生活角落里的诸多阴影全都清晰了起来。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判决》中格奥尔格的父亲手撑天花板的那一幕：
“‘放心，被子都盖好了。’
‘不！’父亲喊道，打断他的答话，然后使劲将棉被掀开，棉被一下子散开了，而他挺立在床上。他轻松地用一只手撑着天花板，说：‘我知道你就是想把我盖上，好小子，但我还没到完全被盖上的地步。就算用我仅剩的力气来对付你也绰绰有余！’”
那个瞬间，我仿佛也和格奥尔格一样无力。那个手撑天花板的父亲成为了一个不可反抗、高高在上的阴影，因此，格奥尔格最后遵从父亲的判决，一路跑出家中投河而死的结局也顺理成章——因为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判决》这篇小说称得上是卡夫卡最精彩的一个短篇，同时弗朗茨·卡夫卡与父亲的形象也是世界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这不仅是由于卡夫卡用反常的
语言和情景在小说中创造出了父亲形象投射到生活里的窒息感，也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那位父亲的确是卡夫卡人生的梦魇。
在卡夫卡的人生中，他的父亲犹如一位暴君，管束着卡夫卡的生活，同时完全不理解卡夫卡的文学创作。赫尔曼·卡夫卡暴躁的性格和完全无法沟通的家庭环境让弗朗茨·卡夫卡陷入绝望，正是在这种窒息感的压迫下，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完成了一种神奇的主题，他许多作品的创作根源来自于他无法掌控的生活，可能是订婚的反复无常，可能是父亲的暴怒，可能是一场场道德审判，在他内心的恐惧感和窒息感的泵压中，这些主题溅射到了更深远的地界，我们既能直观地感受到小说中父亲带来的压迫感，也能在面对父权制、纳粹社会、身份问题等多个主题时依然想起卡夫卡在小说中所创造的那种情境；后者从来不是卡夫卡小说主题的核心，但却是卡夫卡小说所触及的所有边界。
卡夫卡《致父亲》插图。
1919年，卡夫卡想要写信给父亲——当然这封信卡夫卡的父亲最后并没有收到。在信中卡夫卡向父亲直接叙述了对方给自己留下的阴影，“这有那么点让人想起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我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得以松一口气，你一开始就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反感”。卡夫卡最终也未能与自己的父亲达成任何形式上的和解，即使文学写作这件事本身，对卡夫卡本人的最大意义也只是在于挣脱。
美国诗人哈特·克兰在文学创作上同样遭遇了不被父亲理解的困境。相比于卡夫卡父亲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哈特·克兰的父亲所施加的压力主要在于经济方面。哈特·克兰的父亲一直要求诗人去自己的公司担任推销员，而对克兰的诗歌创作嗤之以鼻，当哈特·克兰无力支付房租之时，颇有资产的父亲也没有给予他任何资助。再加上诗人本身所处的自我认同困境，在1932年的一次船只航行中（据说诗人前一晚遭受了船员的殴打），醉酒的哈特·克兰跳入墨西哥湾自杀。由于之后并没有找到克兰的尸体，因此人们更愿意相信诗人只是消失在了大海中，而非死亡。
而另一方面，那些不幸拥有暴君式父亲的作家们，即使在自己的作品与人生中也无法摆脱掉他们的阴影。卡夫卡的绝望是他无法从任何一方中挣脱，而大多数作家则只能在作品里短暂挣脱，却在人生中陷入困境。美国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是个会在写作时浑身大汗、以马拉松方式创作大部头小说的后现代瘾君子，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位作家对毒品类型简直如数家珍，作为读者我们很难想象这一点居然源自于他教育良好的家庭。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父亲是哲学教授，母亲是英语教授，他们对华莱士的教育都很上心，唯独不管的一点是任由华莱士吸食大麻；当十几岁的华莱士被父亲抓到在车里吸食大麻的时候，家里人的反应只是让他以后换个地方，别把臭烘烘的味道带到车里。
尤金·奥尼尔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恶习则是酗酒——这个恶习可以说直接毁掉了尤金·奥尼尔一家人。他的父亲酗酒成性，同时为了减少妻子怀孕期间的痛苦而为奥尼尔的母亲注射了过量的吗啡，从而导致奥尼尔的母亲染上了毒瘾。混乱的家庭环境不仅让尤金·奥尼尔只能也像父亲那样凭借酗酒摆脱苦恼，还摧毁了奥尼尔之前的所有信仰，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他在剧作中时常质问上帝，“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让他一拳把我打死啊！”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则直接被自己的父亲所抛弃。当他那位从事黑市走私的父亲和另一位情人在一起之后，他便断绝了前妻和莫迪亚诺的经济援助。1965年，莫迪亚诺和自己的母亲实在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在这之前，莫迪亚诺不得不依靠去图书馆偷书、再卖给书店老板来维持生计），于是莫迪亚诺只好寻找自己的父亲求助，没想到莫迪亚诺的父亲直接向警察举报，污蔑莫迪亚诺是骚扰自己生活的一个流氓。这也是为何在莫迪亚诺的作品里父亲这个形象经常以缺席的形式出现在叙事中。
乔伊斯的父亲，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则被认定是爱尔兰历史上最为劣迹斑斑的作家父亲——不过给出这一断言的作家科尔姆·托宾似乎有些夸大了。老乔伊斯让詹姆斯·乔伊斯自幼就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属于父权的喜怒无常，当没钱的时候，老乔伊斯会酗酒、责骂身边的所有人、拳脚相加，经常坐在桌边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甚至企图掐死自己的妻子；而当有钱的时候，老乔伊斯会喜形于色，欺凌比自己弱小的其他人。在这位父亲的身上，乔伊斯深刻观察到了诸多属于爱尔兰人的民族特质，也帮助他在日后完成了《都柏林人》这部著作。他将儿子赶出了爱尔兰，家中的几个女儿成年后一有机会就选择离开家庭，搬到远方，甚至从此与老乔伊斯断绝联系。在人生的最后十九年里，詹姆斯·乔伊斯也没有再见过自己的父亲，在父亲死后，詹姆斯·乔伊斯给朋友T.S.艾略特写信：
他爱我至深，我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没去都柏林看他而感到的悲伤和悔恨因此又添一层。我不断让他误以为我会去看他，并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虽然我非常想去，但我信赖的一种直觉阻止我前往。
乔伊斯会什么会留下如此矛盾的一封信件？从乔伊斯一家留下的资料中可以发现，詹姆斯·乔伊斯似乎是整个家庭里唯一对父亲留有念想的人。对此，詹姆斯·乔伊斯的兄弟在另一部传记《看守我兄长的人》里有过一点解释，那就是身处寄宿学校的年幼兄长大多数时候并不在家中，因此能更多地记住回家时那罕见的温情，而且老乔伊斯似乎预见到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文学成就，所以对待詹姆斯·乔伊斯的方式和家里的其他子女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说，老乔伊斯或许是爱尔兰历史上最恶劣的父亲，但却并不是最恶劣的作家父亲。
而在日本，整个“白桦派”作家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父亲冲突这个主题。这个文学流派因为在文学杂志《白桦》上发表作品而得名，他们大多是日本的贵族子弟，喜欢文学，和传统贵族阶层的父亲所期待的志向背道而驰，因此与家中决裂。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志贺直哉，他拒绝了父亲让自己进入银行界发展的要求，并最终因为母亲去世的同年父亲就另结新欢而与父亲决裂。
在文学的世界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俄狄浦斯式的群体潜意识，面对母亲，人们总是会联想到无条件的爱（当然，除了法国的大嘴巴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他在小说中把自己的母亲写得恶毒可耻，最终激怒了后者；他的母亲还写出了一本抨击儿子的书籍，母子二人互相詈骂彻底决裂，也算是世界文学界罕有的场景），而面对父亲时，人们潜意识中唤醒的总是先天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服从、压迫和阴翳（尤其是千禧年之前的作家们）。这种先天性的潜意识因为作家们的现实遭遇，而在作品中变得更加具象化。然而，即使人们碰到了这种先天性的、自己完全无法选择和避免的父权压迫，它所施加的影响也并不是唯一的。
《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
作者：（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译者：张芸
版本：群岛图书丨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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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影响
詹姆斯·鲍德温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人作家和民权运动家。鲍德温在国内也有不少读者，因为其作品的反抗意识和平等的观点读来非常振作人心，在谈及种族问题时，鲍德温并没有过度强调黑人与白人间的敌对，而是提倡所有人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种族问题是所有美国人的遗产，无论他或她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是黑人还是白人。这是一份恐怖的遗产，无数的人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了它出卖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然而，詹姆斯·鲍德温却并不是在这种辩证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父亲是个极度仇视白人的人，在詹姆斯·鲍德温的教育过程中一直灌溉着仇恨的观念。
大卫·鲍德温是詹姆斯·鲍德温的继父（鲍德温并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他和詹姆斯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父子二人还发生过斗殴，原因则是大卫·鲍德温认为詹姆斯的阅读爱好和结交白人朋友这些事情有损于自己的身份。作为曾经遭受过压迫与歧视的黑人，大卫·鲍德温对白人充满仇恨，他信仰基督教的唯一原因就是每天祈祷上帝能够毁灭白人。这种仇恨迫使他要求生活里的其他黑人也应当与白人保持这种敌对关系，当詹姆斯·鲍德温在生活中与白人接触时，大卫认为这个继子犯下了令黑人蒙羞的错误。甚至有时，这会导致詹姆斯·鲍德温成为继父大卫的发泄对象，相比于直接殴打白人，殴打一个喜欢白人的继子显然要轻松得多。
詹姆斯·鲍德温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但却并没有从大卫那里继承那种对白人的极端仇恨——虽然他继承了酗酒与暴躁的性情。他曾经常做一些与继父相关的噩梦，却最终在大卫去世后达成了神奇的和解，一如他本人不断变化的观点一样。
也有不少作家的情况与詹姆斯·鲍德温恰好相反，他们的性格在父亲行为的影响下反其道而行之，父亲试图往他们体内灌注的阳刚之气不仅丝毫无助于作家个性的形成，反而与此相反。阿德里安·普鲁斯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父亲——作为法国巴黎鼎鼎有名的首席医师，非常担心儿子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柔软气质会导致他日后成为一名同性恋，为了防患于未然，阿德里安想出了一个完全没有医学依据的办法：将17岁的马塞尔·普鲁斯特送到了妓院。他认为让儿子在临近成年时开个荤会对他的性格有好处。但过于紧张的普鲁斯特在妓院打碎了夜壶，最后反而欠了妓院三法郎。而且从日后的文学风格来看的话，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文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的文字非常柔和细腻，完全没有印象里的男性作家特征，反倒是真正的身体疾病一直困扰着普鲁斯特。从10岁开始马塞尔·普鲁斯特就被哮喘病困扰，他患有严重的呼吸疾病，人生中大多数时间只能躺在病榻上用文字和幻象勾勒着华丽的世界——可惜的是，那位身为首席医师的父亲并没能治愈他的这些真正的疾病。
田纳西·威廉斯则因为父亲的强势而陷入自我怀疑。他的童年和普鲁斯特很像——7岁时患上白喉，此后大多数时间都因为身体过度虚弱而什么都不能做；田纳西·威廉斯的母亲给他买了一台打字机，让他用写作和想象排解时间。而他与普鲁斯特完全不同的一点在于，田纳西的父亲可不是什么有过高等教育经历的医师，而是一个性格暴躁的鞋店售货员。
父亲暴躁的性格和家庭内部的清教徒教育让田纳西·威廉斯非但没有被培养出刚烈的性格，反倒使得他在父亲的压迫下时常觉得自己不够有男子气概，怀疑自己是个别人瞧不起的娘娘腔。在日记中，田纳西·威廉斯甚至将这种男子气概的必要性追溯到了自己的先祖，“我必须谨记我的祖先打过印第安人！啊！不！我必须谨记自己是个男人——归根结底——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婴儿”。在父亲的暴躁影响下，田纳西·威廉斯长期压抑着他骨子里与此相反的另一面，以至于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乱伦”成为一个潜在的主题。他和自己姐姐罗兹的关系在日记信件中显得非常古怪，将罗兹称为田纳西·威廉斯成长时期的一个情人几乎毫不为过。
我们可以确认一点，假如父亲的形象是一团暴躁的阴影，那么他们对作家心灵所施加的影响几乎是难以消融的，然而，诸多作家的性格与文学风格也呈现出了强烈的独立性——人的心灵并不会因为暴君式的家庭统治而滑向唯一的结局。卡夫卡成为了一个不断挣脱又不断被踩回脚下的灵魂，尤金·奥尼尔则用同样狂暴的性格予以回敬，被父母当做女儿来抚养、打扮成洋娃娃的里尔克反倒因此在诗歌中洞察到一种主题式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险些摧毁了他们的童年经历，反倒激化了他们天性中的自我意识。在他们的作品中，“父亲”这个形象总是成为潜在的主题，而且那些经典的作家们总是能够通过灵魂、缺席、变形、隐喻等诸多形式让这个形象投射出更多意味。
在世界文学中，叙述了最恶劣父亲的作家应当是法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安戈，她在多部作品中讲述了自己童年时被父亲强奸的经历——然而，大部分人认为安戈的创作属于“虚构自传”，她虚构了一个被父亲侵犯的自我人生。假如安戈的作品是真实的，那么恐怖的暴君父亲在她身上施加的影响是所有作家中最具毁灭性的，它让作家无法从这个主题中挣脱——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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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家们成为父亲
不过就作家群体而言，有个讽刺性的事情是当作家们自己成为父亲后，不少人的表现也令人咋舌。2022年，一篇《城堡里的马原》让我们看到这位国内作家几乎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再之前的2016年，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父亲，而且“所有作家都很难成为好父亲”，“因为你承受了太多，也自我消耗了太多”。在社交媒体时代，班维尔的这句发言顿时引发了抨击，大量作家、编剧等文学界人士纷纷抨击班维尔，认为他所说的现象独属于班维尔所在的那群老一代男作家中，那些作家无论年纪多大都从来未成熟过，因此才无法承担家庭里的责任。
这一现象的确在千禧年之前的文学史中更为常见，而且不少作家在对待子女的方式上不仅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有时，我们得承认“道貌岸然”这一人类天性的普遍性，尤其是对于在作品中探寻光亮和灵魂救赎的作家们来说，有时作品的光辉的确掩饰了他们生活中的丑陋——而且越是作品影响力大的作家，越是能将那些生活里的问题变成一个小小的争议。
每一句散文都像海风般无拘无束的杰克·凯鲁亚克在子女养育上也如同海风般冷酷无情，尽管造成这一点的部分原因在于凯鲁亚克本人的经济条件一直很尴尬，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当凯鲁亚克和琼离婚后（后者是《在路上》一书中劳拉的原型），为了拒绝52美元的抚养费，凯鲁亚克坚持要带女儿简去做亲子鉴定，希望能够证明这不是自己的女儿。由于凯鲁亚克拒绝给予经济援助，简的前半生穷困潦倒，甚至不得不依靠卖淫为生。
简·凯鲁亚克。她曾出版回忆录讲述父亲杰克·凯鲁亚克。
同样冷酷的父亲还有日本作家岛崎藤村，他在创作第一部小说时处境穷困潦倒，但为了坚持出版自己的作品，岛崎藤村选择了借钱自费出版的方式，这让他的经济条件雪上加霜，从而导致了三个孩子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
出现这种事情的原因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某类作家的确没有任何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或心性，另一种是过度的自我。凯鲁亚克可以算作是前者，与他同类型的还有另一位美国作家威廉·斯泰伦，除了酗酒和抑郁症导致的性格暴躁外，斯泰伦在家庭生活中完全就是个不靠谱的存在，例如他的女儿亚历珊德拉·斯泰伦曾经回忆，有一天母亲出门后由父亲照顾家里的三个孩子，其中还包括一个婴儿，结果当母亲回来后发现婴儿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而且就一直倒在原地，家里完全是一团糟——而他们的作家父亲则在楼上打盹睡觉。
而过度的自我在作家父亲中更为常见，这其中，“自我”可以指向很多不同的方面。虽然很不愿承认，但其中最为卑劣的莫过于出于经济原因的过度自我，例如写出《推销员之死》的亚瑟·米勒，在儿子出生后被确认患有唐氏综合征后，米勒便抛弃了他，将儿子送到了收容所。讽刺的是，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的亚瑟·米勒，曾经收获的致敬词包括“为世界的美丽和人类的享受与对生活的理解做出杰出贡献”“捕捉到斯坦贝克的同理心、对民主价值观的承诺以及对被环境推到边缘的人们的尊严的信念”等等。
抨击之外，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所有人警惕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自认为拥有了深刻的观念、灵魂的洞察力以及人类视角的学识后，我们很容易离生活里具体的人与爱越来越远，转而溺毙在脑海的观念中。更爱抽象的人，而从未爱过具体的人是大多数作家产生这种矛盾行为的根本原因。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女儿在出生后患有脑积水，这种病症让这个女婴的头颅越变越大，而聂鲁达则用审美的眼光看待患病的女儿，他打量着女儿奇特的身体结构，用“完美诠释了荒唐的存在：一个分号”来形容女儿头大身子小的外观，甚至当朋友来访时会拉着他们去参观自己的女儿（为了维护聂鲁达的声誉，197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莱克桑德雷·梅洛在聂鲁达死后才发表了涉及这件事情的日记）。这位在诗歌中为阵亡士兵的子女而哀伤、控诉纳粹的冷血行为的诗人，后来却在战争中抛弃了自己的妻女，包括当后者饥寒交迫写信给聂鲁达求助时，聂鲁达也没有回复任何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聂鲁达的那些动人情诗，其实都是写给他自己的。
《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
作者：（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译者：张芸
版本：99读书人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另一位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也更偏爱抽象的人，他会因为看到农奴的遭遇而悲伤愤怒，却对家里生病的孩子不闻不问；他反抗残暴的统治，疯狂地起草纲领，却在家中残暴地统治着自己的妻子，由于列夫·托尔斯泰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他的妻子索菲娅不得不在婚姻中为他生下了一个又一个子女。在俄国文学中，一般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被认为是疯癫一极的代表，但列夫·托尔斯泰或许才是真正且彻底疯癫的那个人，他最后几乎将自己视为世界的精神导师，用战争的目光审视生活的所有层面。托尔斯泰是一个极端，而另一个不那么极端的案例则是美国小说家约翰·契弗——他只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列夫·托尔斯泰。图/IC Photo
约翰·契弗不仅写虚构小说，也制造着虚构的家庭。他和家里所有人的关系都不好，足不出户的他每天在家里的活动就是指责所有人，但他经常在日记里记录家庭生活的温馨一面。契弗日记里的桥段非常像是《纽约客》风格的小说：一位父亲在家里和孩子们爆发争吵、互相无法理解彼此，但当父亲在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时，发现洗手池的镜子上用口红写着“爸爸，请不要离开我们”这样的话语，仿佛没有什么争吵能分裂亲情的核心。但契弗的子女们证明了这些纯粹是契弗本人的幻觉，事实上，他们每天都巴不得能离开刻薄暴躁的约翰·契弗，他的女儿苏珊声称，“我们的期盼正是他能离开我们。我父亲的一个问题是，他阴魂不散，你无法摆脱他”。
现今在评判一些有争议的作家时，我们所提倡的一种方式是将作品和作家分开看待——但这一点对作家们同样适用——不要将抽象的人和具象的人混为一谈，否则很容易变成一个用前者压制世界的暴君。我们能够发现当作家们成为糟糕的父亲时，他们本质上并没有将自己的角色视为父亲，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更为高大、不可牺牲的角色，自恋是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情结——特别是我们真的在世界上创造了什么成绩的时候，而认清所有人都不过是宇宙中一个卑微渺小的存在这件事，却总是显得那么困难。
撰文/宫子
编辑/刘亚光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