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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红黑榜:农商行6月罚单占比高达39% 江西居首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7-09 12:04:00    

金融界7月8日消息 深度剖析行业痛点,揭示风险根源,为银行业合规发展提供前瞻性洞察与解决方案,金融界银行研究院推出《银行监管》系列报告。

据金融界银行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6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管呈现出明显的“严监管”态势,央行、金融监管局和外管局及其派出机构共开出罚单391张,较上月减少5.56%;但罚没金额却达到1.07亿元,环比增长16.30%。

农商行在当月罚单数量和罚没金额中均占据首位,聚焦农商行在监管处罚中的数据,揭示当前农商行面临的主要合规风险点,探讨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为农商行的合规管理提供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农商行监管处罚总体情况:数量与金额“双冠”

在各类银行机构中,农商行的监管处罚情况尤为引人注目。数据显示,农商行以153张罚单占据了当月总罚单量的39.13%,成为受罚最集中的银行类型。值得关注的是,农商行的罚单数量较上月增加了18张,增幅达13.33%,而同期其他多数类型银行的罚单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在罚没金额方面,农商行同样“拔得头筹”,合计罚没金额达3201.88万元,占总罚没金额的29.94%,较上月基本持平。

农商行与其他类型银行罚单对比显示,国有银行以57张罚单位居第二,不足农商行的四成;村镇银行(54张)、股份制银行(45张)和城商行(28张)分列第三至五位。从罚没金额看,政策性银行以2235万元排名第二,国有银行以1578.34万元位居第三,农商行无论是罚单数量还是罚没金额都显著高于其他银行类型,呈现“双冠”态势。

深入分析农商行的大额罚单情况,我们发现6月份针对农商行开出的百万元以上大额罚单达7张,在各类银行中数量最多;但大额罚单总金额为1024万元,低于政策性银行的1980万元。这表明农商行虽然大额罚单数量多,但单笔金额相对较小,反映出其违规行为可能更多是普遍性、分散性的问题,而非个别重大案件。

从地域分布来看,农商行罚单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河北等地区,其中江西省以49张罚单位居全国首位,而这些罚单中有相当比例指向了当地农商行系统。这一分布特征与我国农商行地域集中的特点相符,也反映出部分地区监管力度较大或农商行合规管理相对薄弱。

农商行在监管处罚中“占比最高”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农商行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我国银行体系中机构数量占比最高;另一方面,相较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在合规管理体系、风险控制能力和员工专业素质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此外,监管机构对农商行的关注度持续提高,检查力度不断加大,也是导致其罚单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前五名农商行违规案例深度剖析

在6月份受到监管处罚的众多农商行中,新田农商行、平湖农商行、宁都农商行、大英农商行和霍邱农商行因罚单数量或罚没金额突出而位列前五。对这些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当前农商行面临的主要合规风险和问题症结。

新田农商行以15张罚单成为6月份受罚最严重的农商行,全部为个人罚单,其中一人被禁业20年。该行存在内控制度不健全、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15名员工同时受罚的规模反映出问题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整个机构合规文化缺失的表现,管理层对员工行为的监督和培训明显不足。

平湖农商行共收到7张罚单,其中包括1张机构罚单和6张个人罚单,总罚没金额达125万元,单笔罚单平均金额为125万元,违规案由均是违规放贷。从监管实践看,农商行大额罚款多与贷款“三查”不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违规发放贷款或资金挪用等问题相关。同时6名员工被罚,也说明该行在内控流程,合规审查环节的多重问题。

宁都农商行的情况略有不同,该行收到6张罚单,其中包括2张机构罚单,4张个人罚单,总罚没金额115万元,单笔罚单最高40万。两笔机构罚款的存在表明问题不仅限于个人行为,更上升到组织层面。涉及内控制度、信贷业务违规等问题,4名相关人员同时被警告和罚款,也反映出该行内部对业务标准的执行监督不力,违规操作可能已成为“习惯做法”,需要警惕。

大英农商行在6月份收到5张罚单,其中包括1张机构罚单,4张个人罚单,总罚没金额173.3万元,罚没金额相对较高,机构罚单高达165万。具体来看,该行存在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统计报表、未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违反征信安全管理要求等多项违规行为,涉及支付结算、反洗钱、数据报送与治理、内控制度等多个领域,暴露出该行在岗位制衡和权限管理方面的缺陷。

霍邱农商行虽然罚单数量为5张,其中1张机构罚单,4张个人罚单。262万元的总罚没金额成为6月份受罚最“贵”的农商行。同样是涉及信贷业务、数据报送与治理等领域,存在违规掩盖资产质量、信贷管理不规范、违规发放贷款、与合作担保公司业务管理不审慎、虚报监管数据等多项问题。如此高额的罚款通常对应重大违规事项,与掩盖不良资产、财务数据造假、重大风险隐瞒不报等触及监管红线的行为相关。牵连4名管理人员被罚,暗示问题可能涉及决策层面,而非仅仅是操作执行问题。这种情况往往反映出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董事会、监事会监督职能失效,可能还存在“一把手”独断专行等问题。

通过对这五家农商行的违规案例分析,金融界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总结出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信贷业务违规成为重灾区,这与农商行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的经营模式相符;二是内控失效具有普遍性,违规行为往往涉及多个环节和多名员工;三是公司治理不足,高层监督和制衡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四是合规意识淡薄,从管理层到基层员工对监管规定的重视程度不足。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农商行频频“上榜”监管处罚名单的深层次原因。

农商行违规特征与根源分析

通过对2025年6月监管处罚数据的系统梳理和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农商行违规行为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和模式。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当前农商行面临的主要合规风险点,也揭示了问题背后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根源。

违规领域分布来看,农商行的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反洗钱业务、信贷业务和内控制度不健全。在反洗钱方面,农商行的主要问题包括“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报送大额或可疑交易报告”以及“与身份不明客户交易”等。这些违规行为暴露出部分农商行在客户尽职调查和交易监控方面的系统缺陷,可能与技术投入不足、人员培训不到位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农商行在反洗钱领域的罚单数量达173张,占当月该领域总罚单的相当比例,反映出这一问题在农商行系统中的普遍性。

信贷业务违规是农商行的另一大痛点,主要表现为“贷款三查未尽职”“违规办理、发放贷款”以及“信贷资产分类不准确”等问题。农商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主力军,信贷业务是其核心业务,也是风险高发区。贷款“三查”不严往往导致信贷资金被挪用或形成不良贷款;而违规发放贷款则可能涉及人情贷款、关系贷款等不正当行为。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信贷资产分类不准确可能掩盖真实风险状况,导致风险积累和延迟暴露。

内控制度不健全在农商行罚单中表现为“违反征信业务管理规定”“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和“违反国库管理规定”等形式。这些问题反映出部分农商行基础管理薄弱,制度执行流于形式。以征信业务为例,一些农商行存在未经授权查询客户征信、征信管理混乱等问题,这不仅违反监管规定,也可能侵犯客户权益。审慎经营规则的违反则表明一些机构在风险管控和资本管理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违规行为性质分析,农商行的违规呈现出“三多”特征:一是操作风险多,主要体现为业务流程执行不严格、文档记录不完整等;二是员工行为管理问题多,包括员工私自操作、超越权限等;三是数据报送问题多,如报告不及时、数据不准确等。这些特征反映出农商行在基础管理、人员素质和系统建设方面的短板。

深入探究农商行违规高发的根源,金融界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国汪表示,农商行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薄弱、合规文化缺失、科技支撑不足等多重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是根本原因。许多农商行由原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虽然形式上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但实际运作中仍存在“形似神不似”的问题。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三会一层”的制衡机制效果有限。一些地区存在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现象,影响了农商行的独立经营。此外,股权结构分散也导致股东监督动力不足,给管理层违规提供了空间。

风险管理体系薄弱是直接原因。相较于大中型银行,许多农商行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政策流程和工具方法都相对简单。信用风险管控过度依赖抵押担保,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操作风险识别评估手段有限。风险偏好体系不健全,风险限额管理不精细,风险报告制度流于形式。这种风险管理能力的不足,在业务快速发展时期容易引发各种违规行为。

合规文化缺失是深层原因。部分农商行尚未真正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仍存在“重业务、轻合规”“重发展、轻管理”的倾向。合规部门地位不高,话语权有限;合规培训缺乏针对性,效果不佳;绩效考核中合规指标权重低,难以形成有效引导。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员工合规意识淡薄,违规行为难以根除。

科技支撑不足是客观制约。反洗钱、征信管理等合规工作高度依赖信息系统支持,但许多农商行受制于资金和人才限制,科技投入不足,系统功能不完善。例如,客户身份识别缺乏有效的联网核查手段,可疑交易监测规则简单粗放,数据质量管控工具缺失。这种技术短板使农商行难以满足日益提高的合规技术要求。

近年来,监管政策日趋严格,合规要求不断提高,特别是反洗钱、数据治理、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监管规定更加细化。同时,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加剧,部分农商行为争夺客户而放松合规标准。加之农村地区客户群体特殊,合规管理难度本就较大,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违规风险显著上升。

金融界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国汪表示,农商行的这些深层次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能指望短期内彻底解决。但通过认清问题本质,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完全可以逐步提升合规管理水平,降低监管处罚风险。这不仅是满足监管要求的需要,更是农商行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展望未来,银行业监管将呈现监管标准与国际进一步接轨的趋势,特别是在反洗钱、数据治理等领域。监管科技应用更加深入,非现场监管能力持续提升,差异化监管政策不断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中小银行实施分类监管。而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逐步纳入监管框架,也将推动银行业可持续发展。

来源:金融界